谈廉政文化，必须先搞清什么是廉政，对“廉政”一词的含义，目前国内工具书还不一致。《辞源》没有收集廉政一词，仅对廉正、廉洁作了解释，廉正：清廉正直；廉洁：公正，不苟取。《辞海》也查不到廉政这个词，对“廉洁”的注释是：清廉、清白，与“贪污”相对。《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政治廉洁”。同时又将廉洁释义为“不损公肥私；不贪污。”《汉语大词典》说：“廉政”同“廉正”，廉政：廉洁正直。仔细推敲，这些释义都有偏颇，把“廉”当成“廉政”，从廉与贪的视角出发，强调了不贪污，不苟取；把“廉政”等同于“廉正”，见“正”而忘“政”，所以仅解释为“清廉正直”。如果这样释义，那么受贿是什么?领导干部违法乱纪或执法不严是否也算廉政?

    现当代，廉政总是和腐败相联系，当然，廉政和腐败是一对相悖的概念。近几年，不管是报刊书籍还是音像影视，弘扬廉政主旋律的读物寥若晨星，而以反腐败为题材的新闻和文艺作品却令人目不暇接，不少作品将腐败现象描写得淋漓尽致，让人长嘘短叹，使人感到现实社会似乎很黑暗，甚至丧失信心，这是媒体和文艺作品的偏颇。把反腐败当作廉政，片面地强调反腐败，甚至像《辞源》、《辞海》，竟然忘却了廉政，令人遗憾!

    显然，“廉”不是“廉政”，“廉正”不能等同于“廉政”，反腐败不能替代廉政，那么何谓廉政?廉政从时空上可分为古代廉政、现当代廉政、外国廉政等，由于时代不同，国度有别，对廉政的界定也就不同了。在当代中国，廉政是中国古代优秀廉政传统、党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廉政观的统一，是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由制度、观念、行为等内容构成，受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环境、风俗习惯等影响。中国廉政文化是一种以廉政为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特殊文化，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历史嬗变和边缘学科性质。在当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既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需要，也是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需要。

　　一、中国廉政文化的特征

    所谓廉政文化的特点，当然是与其他文化相比较而言，但是，特点的形成却不是由于“比较”，而是基于它植根于历史社会和现实社会的自身存在。如果把廉政文化置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来剖析，它具有道德性的特征；假定将廉政文化放到中国的现实生活来抽象，它就具有政治性的特点；如若把廉政文化放置于文化环境去透视，它还具有学科性的特色。道德性、政治性、学科性是廉政文化的特征。

    (一)  廉政文化的道德性

    中国古代是个标榜德治的国家，历代领治阶级都十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力图以个人的道德风范去感召和教化芸芸众生，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道德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和伦理学思考的重点，廉及廉政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一个德目。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对廉政都作了重要论述，孔子的《论语》日：“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道家的经典《老子》深刻地论述了廉，主张廉政而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墨家最先把廉政作为重要德行提出来，认为君子之道有“廉、义、爱、哀”四行。法家则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廉”是治国纲领“四维”之一，管子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制定了“廉不蔽恶”的原则，堪称中国廉政思想的嚆矢。

       “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始于何时，绝大部分史学家都把源头上溯到西周初年，《周礼•天官冢宰》日：“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属官，它的重要职事之一就是平治官府的“善、能、敬、正、法、辩”六件事，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政绩，裁断高下优劣，称“六廉”。《周礼》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六廉为历世所尊奉。虽然历代封建王朝在推行实施“六廉”标准的过程中，其内容有增损，形式有更易，名称亦有变化，但是原始含义和原则精神却基本上没有改变而贯穿始终，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为官从政的最一般原则。

    沿着《周礼》的脉络，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汉代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最先对道德规范作全面归纳的学者，在《新书•道术》中提出了56对正反的道德范畴：“辞利刻谦谓之廉，反廉为贪。”唐太宗、明太祖都对廉政作过论述，李世民认为：“君主贪财，内丧其国；大臣贪财，必害其身。”朱元璋亲自编写《御制大诰》，重典治贪。晚清大思想家曾国藩把道德规范为“诚、忠、勤、恕、敬、廉、俭、信、谦、慎”等十字，主张用传统道德维护社会秩序。

    (二)  廉政文化的政治性

    廉政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之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廉洁政府作了系统的论述，恩格斯则在《为马克思所著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论述了贪污腐化及对官吏的监督。列宁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对廉洁政府问题予以了进一步探讨，同时针对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严峻形势，对于如何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列主义，同时又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使中国的廉政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党的优良传统是我党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辈领导人，一盏油灯，四壁黄土，穿的是补丁打补丁，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时断言：这种清廉节约的作风一定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斯诺的预言没有错，13年后蒋介石政权行将灭亡之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军官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清廉，以清廉换得的民心。”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中国古代优秀的廉政文化一脉相承，一气相通，是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时代体现。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恪尽职守、刚正不阿，才能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才能公开、公平、公正；只有艰苦奋斗，才能减少挥霍浪费，才能抑制巧取豪夺，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不管何种岁月，如果离开艰苦奋斗，追求享乐，何以谈廉洁奉公、清廉守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上下更是如此。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于坚持执政为民。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特殊的要求和利益，不图索任何金钱物质，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具有政治性，不是古人的“见理明而妄取”，更不是“尚名节而不苟取，畏法律而不敢取”，而是在共产主义信念指导下的廉洁，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表现，比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廉政都纯正、崇高、伟大!

    (三)  廉政文化的学科性

    廉政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领域广阔，不仅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也栖息于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环境生态学、文化艺术之中，从而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所以说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载体的一种边缘学科。

    亚里斯多德、孟德斯鸠、亨廷顿等理论家从政治学、法学的视角研究了廉政与反腐败。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亚里斯多德，是最早对政体形态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在《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述了政体及其腐化的形态。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地论述了政体腐败及其防治。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政治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因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而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问题的权威性人物，他关于“现代化与腐败”的论述已成为西方学界的经典性文献，广泛被西方学者所引用。

    胡格韦尔特、道格拉斯、瓦克斯勒、缪尔达尔则从社会学、经济学入手研究廉政问题。胡格韦尔特是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于1976年出版了《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一书，引起了西方社会学界的极大关注。他在该书中，除论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历程和具体社会中社会互动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等问题外，还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贪污贿赂、敲诈勒索等腐败问题。道格拉斯和瓦克斯勒均是美国社会学家，两人合著的《越轨社会学概论》是美国流行的一本社会学教科书，他们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政府官员越轨行为作了全面的分析。缪尔达尔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1974年由于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开创性著作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68年出版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和《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对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与反腐败的论述，特别是对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问题的研究，是当代廉政和反腐败的经典著作。

    我国当代的著名经济学家宋敬本、吴敬琏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廉政与反腐败。宋敬本在《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著作中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寻租理论，阐述了发展中国家贪污盛行以及工商界不法行为猖獗的原因等腐败问题。吴敬琏在《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反腐败必须釜底抽薪》等文章中，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寻租理论、租金理论阐述了我国的廉政与反腐败问题。

    廉政还与民俗学有关。习俗与文化分不开，中国民俗丈化中存在着大量可以培育人们坦诚、守信的因素，但如果界限不明的话，反而会起到另一种意想不到的作用，一不注意就会构成腐败行为的先导，著名学者王沪宁认为：中国的尊敬心理、慷慨心理、感恩心理都会导致腐败。除了这些心理，一些民俗如红白喜事、节日喜庆、探望病人、庆贺升学等，民众都有送财物庆贺的风俗，也是行贿者最好借口，一不小心，都可能会导致腐败。

    二、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从廉政文化的特征可以看出，廉政文化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很多，是不是有必要去建设它，也许是一个焦点。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廉政文化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一方面廉政建设需要文化支撑，没有文化含量的廉政建设是苍白无力的，文化含量越高，廉政建设就越有成效；另一方面，文化建设需要服务对象，特别是直接为政治或经济服务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文化建设中，只有把文化的因素注入到廉政建设中，才会显示出文化的价值和巨大力量，才能代表着它的先进性。廉政建设需要文化为载体，文化建设需要廉政为内涵。

    (一)  廉政文化建设是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的需要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遏制和惩治腐败，但是腐败之风仍然在蔓延，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就是文化问题。国际反腐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存在更多的腐败现象，其根本性的原因就在这些国家的民众关于腐败的观念模糊，腐败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文明的行为，从而构成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很少受到文化上的敌视。美国学者大卫•贝里说，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中，腐败分子并不受到其社会的责难，实际上他们的这些行为是遵从其同辈、家族和朋友强有力的支持和称赞的行为，例如在非洲和印度，一个人利用其职权为其亲友谋取职位并不被看作是违背道德的。一个德里的商人说：“贿赂与腐败对我来说全是舶来货，它所蕴含的观念也是外国的东西，我想在印度，人民不知道这个两个怪词。向政府官员送礼是必不可少的礼节和经营企业的高雅文明之道。”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指出，一些亚洲国家“二战”期间腐败盛行，形成了一种腐败的民俗学，腐败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当腐败成为一种“文化”(或称其为亚文化、反文化)时，某些社会群体就将贪污受贿视为正常，把腐败看成社会规范可以接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一个人要想出淤泥而不染是困难的，这样就导致腐败之风愈演愈烈。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腐败的认识和判定也同样呈现模糊不清的特点。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把它归纳为三次争论：“第一次大约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叫第一次经商高潮，那时就有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说法，一下子变成重商主义，搞歪门邪道，靠权力发财。第二次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就是后来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官倒’。‘官倒’就是倒商品，靠双轨制、靠权力调拨物资以计划价出售，吃与市场价的差价，很快就成为几十万、几百万富翁。现在是第三次，权力搞买卖不是一般商品了，而是要素：房地产、股票、信贷资源。”这是经济发展过程对腐败的认识过程。中国的腐败现象还有一个传统糟粕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影响问题。由于中国历史上缺少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一些官吏和民众存在着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钱能使鬼推磨”等，在民俗习惯中，对贪污贿赂属于腐败一般是没有争议的，而对请客送礼则视为礼尚往来，至于对公款吃喝之类则认为是工作上的需要，根本不把它当作是腐败。更有对腐败的认识存在着误区，所谓“四菜一汤，生意跑光"、“经济要上，廉政要让”、“笑贫不笑贪”就是赤裸裸的写照，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各种因素的汇集，为腐败的生存和蔓延创造了条件。

    水来土淹，兵来将挡，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生相克的。腐败既己成为一种反文化，若想遏制这种“文化”，不消除这种其赖以存在的环境，那是困难的。要消除这种环境，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与它相克的东西，火来用土挡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遏制腐败风气，就得用廉政文化。从根本上讲，种种消极的腐败文化是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代表的是消极颓废的、愚昧落后的、阻碍社会前进的文化，体现的是反动落后的道德观、价值观，必须以优秀的廉政文化来取代它，以正压邪，激浊扬清，敦化风俗。

    (二)  廉政文化活动是党风廉政教育的好载体

    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必须关口前移，积极进行党风廉政教育。党风廉政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全党和全社会的廉政教育不能也不会搞政治运动，简单的说教又不会有多大效能，这就必须寻找有效的载体。显然，载体可以是多方面的，如开展廉政谈话、腐败案例警示教育、先进典型报告会等等。把廉政文化活动作为党风廉政教育的载体，比之于其他载体，廉政文化活动更具有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更具特殊效果。这从西方国家的廉政建设可以得到佐证。有行家认为，西方国家的廉政搞得好，除了它们的制度和监督因素外，文化传统是个重要的原因。西方国家官员大多数信教，官员们除了受制度监督外，还要受宗教心理约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有宗教行为规范，如出庭作证得先向神灵保证不说谎话，就职仪式须手按《圣经》庄严宣誓。这些宗教文化行为虽然落后，但是它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廉政建设，这是文化渗透的结果。

党风廉政教育的主体是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产生不正之风、违法乱纪、腐败案件，除了制度缺陷、监督不力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问题。坦率地说，现在大多数领导干部文化素养知识涵养都比较高，自己也比较注重提高。然而，少数领导干部的思想修养却不尽人意，在党风廉政方面的表现是“人格分裂”和“双重人格”：即对腐败深恶痛绝又身体力行。这些人在台上慷慨激昂，大讲廉政，而暗地里却大搞腐败，贪污受贿；自己不廉政搞腐败，而要求别人却是廉政不腐败。产生这种双重人格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观出了偏差。廉政是中国古代为官从政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重要法宝，我们不仅要用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更要用现当代优良的廉政文化去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如何为官，使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必须用先进的廉政文化理念来武装，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公仆理念；“恪尽职守，励精图治”的勤政理念；“为人师表，身体力行”的表率理念；“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理念；“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清政理念；“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自律理念；“公而忘私，克己奉公”的奉献理念；“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节俭理念。只有树立这些先进的廉政文化理念，才能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三)廉政文化建设也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

    从文化的视角看廉政，特别是从先进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廉政，廉政既是内容又是形式。先进文化不同于一般文化，如休闲文化、娱乐文化、体育文化等等，先进文化要有丰富的内涵、高尚的精神和先进的理念；同时它又与普通文化一样，不是空中楼阁，要有载体和表现形式。先进的廉政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课题，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需要，也是建设先进文化的一个好抓手。

    腐败不是政府的专号，也不是时代的特有产品，各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长辈为了小孩的分娩贿赂医生，所以人还在娘胎里就可能被染上不正之风。进了幼儿园，为了得到老师的一句表扬、一朵小红花、一次值日生，哭着求父母给老师送东西，跟老师套近乎。到了火葬场，管理员故意卖关子，让活着的人干着急，不得不摸出红包早点了事。这些腐败是一种社会坏习气，它会影响党风廉政建设，同时也为政府腐败的存在和蔓延提供了氛围，创造了环境。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负责任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会去关注这种题材，进一步挖掘素材，创作出主旋律作品，让人在美的享受中得到熏陶和启发，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慢慢地那种与时代进步不协调的氛围就会得到改变，香港、新加坡、日本等一些汉文化区域的地区和国家，在中小学开设廉政教育课，其初衷也许就是为了创造一种良好的廉政环境。

    文化的形式很多，如旅游、体育、休闲、艺术等等。我们并不反对那些没有内涵的文化，因为对文化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即使同一个人也是多方面的，但是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一个正在慢慢崛起的东方大国，它更需要的是有内涵的文化形式。把廉政内涵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是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体表现，也是实现先进文化代表的文化实践。廉政内涵的文化表现形式很多，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曲艺、美术、书法等等，几乎涵盖所有的文艺门类。用文艺形式去反映廉政内涵，是多角度多方位的，可以是揭露性的批判腐败；也可以是歌颂性的，反映廉政生活。在先进文化建设中，揭露性的反腐文艺作品不是不需要，但是它毕竟有别于警示教育、案例教育，它的受众是广大的人民，过分夸张地去描写腐败，一些思想不健康的受众就会去模仿，一些对形势认识不清楚的观众就会感叹、丧失信心，从而适得其反。建设先进文化，更需要的是弘扬廉政主旋律的文艺作品，给人以榜样，予人以鼓舞，所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当把廉政作为文艺的内容和形式时，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按照“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去创造反映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宁波市鄞州区人大副主任 麻承照）

　　来源：中国廉政网